文 | 曹晚红
编辑 | 万晓茜
2017年9月2日，纪录片《二十二》全国公映第20天，北京地区还有近二十家影院有排片。
地处东二环外的紫光影院，能容纳132人的十号厅里上座率达到60%，观众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更多的，还是年轻人。
当片尾32099名众筹者的名字一排排整齐地滑过大银幕的时候，大多数观众没有离开，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默着。
这一天，凭借众筹来的100万宣发资金得以公映的《二十二》，票房已经超过1亿6000万，在中国纪录片票房冠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这部几乎违反了各种市场规律的纪录片（比如没有核心故事、没有戏剧冲突、没有大牌明星、没有资本运作、没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渲染等），大概没有人敢期待它的票房突破千万，剧组的目标仅仅600万。
那么，这部以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的晚年生活为题材的纪录片，如何实现逆袭并创造票房奇迹？当我们走进影院看《二十二》的时候，我们究竟在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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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与个体关怀
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受害者相关的史料正不断被公之于众，反映“慰安妇”问题的影片也陆续出现，例如韩国的《鬼乡》《雪路》《最后的慰安妇》。
而在中国，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导演郭柯2012年拍摄的纪录片《三十二》，2014 年，他开始拍摄大陆境内22 名幸存的老人，并完成了99 分钟的长纪录片《二十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获得公映许可的这一题材的纪录片。
题材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带来的红利固然存在，但是，要拍好这些老人的故事却需要面对两难选择，只要去触摸它，注定是沉重和悲凉的。
老人的伤疤看似愈合，疼痛却无法忘却，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在吃人血馒头”；另一方面，“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不去记录，如何让更年轻的一代人从影像中看见真真实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她们正在一天天老去。
《二十二》开始于一场葬礼，结束于一场葬礼。一抔黄土，一瓶酒，几个馒头，一个生命这样逝去。山西孟县农村的皑皑白雪中，几声爆竹后，一切归于平静。
从2012年的32位幸存的受害者到2014年的22 位，再到今天公映之时的8位，简单的、冷冰冰的数字如此真实和直观地提醒着我们，时光无情，有些人、有些事无法等待。
大多数名字上已经加上黑框的老人在银幕上无声地面对窗外，面对着看了一辈子的风景，沉默着。如果说导演的目的并不是“延续痛苦和仇恨”，而是要“传递这些老人们的平静”，那么，走进影院就是去感受这种平静。
从老人的视角出发的叙事，补充了家仇国恨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个体命运，在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之下，真实具体地呈现了个体苦难。充满人文关怀的凝视让这一特殊群体成为片子的主体和叙事者。这一刻，他们不再是历史的证人，而是需要关爱的阿婆。
一位刚四十岁却罹患白血病的朋友，化疗间隙去看《二十二》的目的，是想看看每一个个体如何面对巨大苦难。于是，她看到了她们每天吃饭、晒太阳、洗衣服、喂猫、看电视、聊天、打牌，如同任何一个这个年纪的老人。这样的平静是与命运的和解，然而平静的生活常态下蕴含着情感的激流和顽强的生命力，蕴含着时间的力量和与命运的抗争。
今年97岁的韦绍兰老人，当年被日本人关押三个月，逃出来后发现自己怀孕，自杀却被救。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她生下这个混血儿。
作为母亲，她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骨肉会一辈子生活在“日本人身份”的阴影下，亲兄弟要买凶杀他，更别说一直找不到老婆，孤老终身。尽管是这样，老人一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着这条命来看”，让无数在日常生活的营营役役中丧失激情和棱角的年轻人，为之动容。
说到底，人生的底色，无非三个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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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恶上开放的花朵
除了这些老人们，另外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成为片子的亮色。
从1982年就开始关注和帮助这些老人的山西退休教师，从韩国来到中国给毛银梅老人重修新房并带来很多韩国装饰品的摄影师，每个月都去看望老人的年轻的日本女孩，海南某种植场的普通职工……
他们陪老人聊天，给老人送去需要的物品，为逝去的老人上坟。很长一段时间里，导演只让我们看到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字幕总是出现在最能触动我们心弦的时刻。
主持葬礼的张双兵，出现在纪录片的开头，但直到他面对镜头反思自己是否打扰了这些老人的生活，我们才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从1982年就开始关注老人们，并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端着摄像机的年轻人和老人亲亲热热地在炕头聊了许久，我们才知道他从韩国来，帮助了很多朝鲜族阿婆。
最像邻家女孩的海南志愿者米田麻衣，听到老人的逝去失声痛哭，去上坟的她俨然阿婆的孙女，然而最后我们才惊觉这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善良和温暖，让我们看到人性之恶上开放的花朵。
然而，《二十二》上映之前，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面临拆迁，附近的中学生接受采访时还说：“不是很光彩，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二十二》上映之后，有人将阿婆们做成了表情包。
如果说忽视和回避是一种态度的话，那么调侃和羞辱就不能不让我们激愤了。在片子中，米田麻衣和已经过世的王玉开老人的儿媳妇说到，关心（老人）的人“并不多”，是的，关注他们的人还不多、还不够。
片子一经公映，即在朋友圈刷屏，豆瓣口碑达9.0 分，微博上亦有很多名人或普通人讨论，证明了片子的意义被承认、被传播，就如导演所言，“这些宣传是钱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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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市场规律
纪录片是真实的，也是艺术的。“纪录片教父”约翰·格里尔逊将纪录片定义为“对真实的创造性处理”。那么，客观纪录与创造性处理之间的界线在哪里？
有人认为，要留住观众，纪录片导演必须借助于讲故事的技巧。但也有人对此质疑，生命和生活本身是鲜活的，不同的题材、不同的拍摄对象、不同的创作者使纪录片呈现出各种样态，纪录片的真实可以是诗意的，可以是观察式的，也可以是参与式的、表达式的。即便是同一个创作者，随着对题材思考的深度不同，也有可能选择不同的创作手法。
比如《二十二》的导演郭柯，面对同样的题材，短片《三十二》和长片《二十二》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风格。《三十二》选择了故事最令人唏嘘和最具感染力的广西老人韦绍兰，记录了她和她的混血儿子的故事，人物集中，故事感人，个人命运和群体画像结合，应该算是传统意义上好看的纪录片。片中不乏精致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而摆拍镜头也很好地完成了煽情和渲染的效果，比如，老人走很远去领三个月90 元补助的细节震撼了很多观众。
《二十二》当然可以在《三十二》的基础上围绕核心故事加以拓展，90 分钟的时间会有更多的细节，更多让人泪崩的场面和语言。然而，两年后的郭柯选择了远远地、平静地凝视她们，没有了摆拍，没有了对细节的追问，没有了对苦难的展示，也没有让人泪下的音乐。导演选择了最朴实的影像方式，大量使用固定镜头、中远景来完成画面叙事。
从山西到海南、广西、黑龙江、湖北。屋檐外的漂泊大雨，大朵大朵浮动的云彩，海南的椰林、太行山的冬雪、砍椰子的少年、打牌的老人，这些意象构成了一组整体的象征，产生了影像的流动性。而在离老人们更近的屋里，韩国带来的装饰娃娃、墙上挂着的*********照片、老式电视柜里播放的《西游记》、养老院墙上忙碌的蚂蚁……摄像机似乎随意抓取的细节，并不是没有想法的，然而却也仅仅点到为止，大量留白。观众看到的琐碎生活，已经足够激发内心的情感，得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很难说，哪一种呈现方式更接近纪录片的本质。呈现方式的背后，是导演的思考、责任和选择。
这也使得我们重新认识当下的市场规律，传统的纪录片故事化、市场化的概念可能需要更新了。
这种更新是在影院银幕数的增加和电影类型拓展的基础上，伴随着观众口味的多元化而出现的。十多年前的光盘时代，多少艺术院校的文艺青年们省吃俭用将生活费贡献给无数艺术片和纪录片，他们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的中流砥柱，成为在媒体以及朋友圈有号召力的一群人，他们对于艺术电影和纪录片的接受度相当高。而对于90 后、00 后这些网络的原住民们，从一开始就被美剧、大片、日本动漫熏陶着。观众的变化可能是电影市场票房黑马不断的重要原因。
在整个电影市场的繁荣中，艺术电影和纪录片当然也在分一杯羹，今年就有《冈仁波齐》票房累计已过亿，《地球：神奇的一天》目前4600 多万，《二十二》则直逼2 亿。
虽然很多人认为《二十二》的成功不可复制，票房的突破也并不意味着纪录片市场的复苏，但还是告诉我们，纪录片或者艺术电影想实现市场的逆袭有很多种可能。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贡献给他们好的内容之外，对于纪录片宣发而言，众筹也好，社交平台助力也好，可以取得突破的方式越来越多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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